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科技事业。”延安时期景逸策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艰苦斗争中，积极推动科技事业发展，形成了一条符合实际、独具特色的科技发展之路，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坚持党的领导，夯实科技事业发展的政治基础
坚持党的领导，是延安时期科技事业在艰难条件下起步、发展壮大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根本保证。这一时期，在党的坚强领导和组织推动下，边区的科技工作获得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体制机制保障。
从战略高度明确科技工作的地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经济军事封锁，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多次强调学习自然科学、发展科技事业的紧迫性与战略意义。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讲话中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朱德指出：“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任弼时指出：“建设需要经验，需要科学知识。因此，当我们进入大城市后，要善于争取和利用旧的技术干部，如工程师、技师、教员等，加以优待和改造”，同时“也要从工人青年和农民青年中培养可靠的技术干部作中坚骨干”。陈云提出“抢夺知识分子”口号，突出体现了党对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和战略远见。中央领导集体对科学技术形成的广泛共识，为边区科技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建立健全科技工作的领导体制。为加强对科技事业的统筹与管理，党在这一时期逐步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高度组织化的科技领导体制。1938年3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延安成立了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统一领导军事工业科研与生产。同时，成立延安自然科学院、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光华农场等科研与实践机构，推动科技管理体制具体化、系统化。通过决议、条例等形式发展教育、吸引知识分子和奖励科技发明等，使科技管理逐步走向制度化。在这一过程中，党集中统一领导、多部门协调合作，联合调查、研究和攻克技术难题的体制机制初步形成，确立了党领导科技工作的基本原则与框架。
服务现实需求，强化科技事业发展的实践导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推动科技事业发展作为领导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曾强调，要“把科学与抗战建国的大业密切结合起来，以科学方面的胜利来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党和边区政府始终将科技工作紧密围绕根据地经济建设和革命斗争需要，集中有限资源、组织联合攻关景逸策略，在军事工业、通信器材等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军事工业方面，为保障军队武器装备供应，党领导各根据地克服设备简陋、原料短缺和技术薄弱等困难，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工业体系。科技人员与工人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结合根据地实际开展军事科技攻关。从最初的修械所、枪械局起步，逐步发展扩建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兵工厂，力争实现武器弹药的自给自足。1940年，晋察冀根据地兵工厂通过“缸塔法”成功自制硫酸，并进一步制成硝酸、乙醚及硝化棉，最终试制出第一批无烟火药。在制造弹壳方面，军区工业部技术人员以含锌的铜钱为原料，通过坩埚蒸馏去锌、反射炉熔化去渣等工艺，于1943年秋成功生产出全自制的子弹，形成了一条利用边区原料和土设备自主生产弹头、弹壳和火药的技术道路。根据地军事科技的进步不仅推动了军工部门的壮大，也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需民用，显著增强了军事力量，有力支援了民主革命战争。
在通信器材方面，党和边区政府充分利用缴获器材与自制零件，积极推动无线电通信技术的自主研发与普及应用。1938年，延安通信材料厂正式成立。在原材料紧缺、设备与图纸不足的条件下，该厂通过反复试验与工艺改进，先后成功研制出可变电容器、可变电阻、电键等多种关键元器件。为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需要，该厂先后装配数百部由电池和手摇发电机供电的小型电台、电话单机和总机。至1938年底，延安通信材料厂的元器件自给率达40％，两年后达70％。1942年春，前线部队缴获一台日军新型手摇发电机，军委三局迅速组织仿制任务。高兆庆等技术人员用钢轨制成冲模，攻克矽钢片制造难关，成功仿制日式小型手摇发电机。与此同时，边区政府通过举办无线电训练班、成立通信学校、争取国际友人援助等多种形式，培养出一批政治坚定、技术扎实的通信专业人才。国际友人林迈可不仅帮助根据地改进和组装无线电设备，还为根据地培训大量技术人员，甚至多次冒险将急需的技术物资送入根据地。到抗战中后期，边区基本建成覆盖党中央、各根据地与前线部队的无线电通信网络，确保了政令军令高效畅通，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通信保障。
注重人才为本，激发科技事业发展的主体力量
科技人才是科技事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和能动主体。延安时期，我们党在极端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以长远眼光高度重视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多渠道吸纳、多形式培养、多举措激励，逐步造就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为边区生产建设和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根基。
广泛吸纳知识分子。1939年，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陈云强调：“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中央军委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进一步提出，“应注意收集专家给以负责工作，如厂长、所长等，依延安经验，应以新来的精通技术干部为厂长”。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大批满怀报国热情的理工专家和技术人员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奔赴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涌现出如化工专家钱志道、李苏，兵工专家刘鼎、吴运铎，机械工程专家沈鸿，冶金工程技术专家陆达等杰出代表。他们以专业学识和创新成果有力支撑了革命事业发展。
系统培养科技人才。党立足根据地实际需求和人才成长规律，逐步建立起系统化、多层次的科技教育体系。先后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及多所中等科技学校。其中，延安自然科学院作为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既注重数理化基础理论教学，又紧密结合边区生产建设需要开设实用技术课程，探索出理论联系实际的人才培养路径。此外，党还支持创办研究机构，开展科学研究和实践推广。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通过举办年会、组织学术报告、开展科学调查、撰写科普文章等形式，促进科技交流与知识传播。各类技术展览会的举办，不仅展示了生产建设成果，也对提高生产效率、改进产品质量、推动技术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大力激励人才创新。尽管物资极度匮乏，边区政府仍通过制度保障与政策倾斜，努力改善科技人才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提出“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将专门人才分为甲、乙、丙三类，详细规定了津贴、伙食、住房、衣物、书报及公务配备等待遇标准，体现出对技术人才的尊重与切实照顾。与此同时，党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精神上积极鼓励科技人员。毛泽东多次接见和慰问技术干部，强调：“没有技术的政治是空的……没有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就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能建设新中国。”我们党还通过树立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例如《解放日报》对农具厂化铁工人赵占魁、模范工程师沈鸿等先进事迹进行广泛宣传，推动形成重视技术、鼓励创新的风气。这些举措有效增强了科技人员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创造热情。
践行科技为民，彰显科技事业发展的人民底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技事业，自诞生之日起就深深扎根人民、自觉服务于人民。延安时期的科技实践，不仅是应对战时困境的现实选择，更是我们党践行群众路线、贯彻科技为民价值导向的生动体现。无论是支援前线作战，还是推动经济建设与民生改善，这一时期的科技工作始终紧扣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运用于科技领域，深刻诠释了党的根本宗旨和科技事业的人民立场。
科技成果广泛惠及边区民生。在边区政府的积极引导与科技政策的有力推动下，科技人员致力于解决民生领域的实际问题，提出并指导推广了兴修水利、农具改良、防治病虫害、增施肥料等一系列农业新技术。从植物油中提炼煤油，用硅酸盐制造硫酸和炸药、汽油的代用品等创新既推动了生产，也便利了群众生活。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边区已初步建立起涵盖纺织、兵工、造纸、炼铁、机器制造、被服、制革、肥皂、火柴、制鞋、玻璃及基本化学工业的生产体系，极大地促进了边区的工农业生产，改善了边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高度重视提升群众科学素养。党中央积极推动科学大众化，通过多种渠道普及科学知识。延安出版《科学季刊》《科学小报》等科普杂志，《解放日报》设有《科学园地》等副刊以及《自然界》《问答》等栏目，持续刊登涵盖农业生产、卫生防疫、自然现象等领域的科普文章。边区科技工作者在帮助边区解决工农业生产问题的同时，也积极通过科普报告会、讲座、医疗队下乡等形式，宣传和普及科学、生活和卫生知识。自然科学研究会等科技团体积极组织科技人员举办科普讲座和展览，编写通俗易懂的科普读物，向干部与群众传播科学思想与方法，推动农民掌握科学种植技术，引导群众信医不信巫，逐渐破除封建迷信。这些举措不仅服务了现实生产生活，也促进了民众思想觉醒与社会文明进步。
弘扬联系实际、服务群众的优良学风。延安科技工作者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深入基层、贴近现实，使科研课题真正来源于群众需求，成果切实服务于人民生活。例如，华寿俊与王仕珍利用陕北地区常见的马兰草成功研制造纸技术，有效缓解了纸张紧缺问题。1939年冬，乐天宇带队对边区森林开展系统考察，采集标本两千余份，并撰写《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为南泥湾的开发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为八路军三五九旅的屯垦以及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奠定了基础。这些实践既解决了当时的实际困难，也锻造了一支兼具群众观念和实践能力的科技队伍，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积淀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何兵兵 周利生景逸策略，分别系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江西师范大学分中心研究员、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副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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